從公共管理角度，社團被視為政府外部環境的重要領域。由於社團在澳 門政治體制中扮演相當的角色，因此，社團研究有助了解澳門的政治生態與 發展。自 1999 年 12 月 20 日澳門主權回歸中國大陸後，澳門的治理形態改 變和社會發展，促成一些新興社團的出現，因此，本人從縱向歷史的角度， 探究為何出現這種變化，以及對政府管治的影響。 本文結合文獻分析法、個案研究及深度訪問，從多元主義角度的利益團 體理論、社會統合主義、社會資本理論以及管治理論的視角，發現回歸前後 傳統社團在中共政權的協調和支持下，有五個階段的功能轉變。回歸後，基 於建制角色明顯增強，傳統社團原有的監督政府功能弱化，對政府抗爭功能 甚至消失，導致無法有效協調和整合民眾的意見和利益，加上 2006 年高官 巨貪案「歐文龍事件」的誘因，促成一些以參政、論政，推動公民共同監督 政府的新興社團出現，從而填補傳統社團弱化的功能，令澳門利益集團回復 新的自然競爭之平衡狀況。 這些新興社團的社會資本累積方法雖然有別於傳統社團，但仍具有一定 的社會動員力，澳門特區政府因此不得不關注這些新興社團，並逐步由被動 轉為主動，提供溝通和意見表達的渠道。從案例中，亦可見新興社團有助監 督政府，提供施政透明度，長遠而言，有助推動澳門的公民社會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