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澳門被稱為“社團社會”，大大小小的社團在政治、歷史、文化背景獨特的澳門社會長期發揮難以取代的作用，全面滲透於澳門的經濟、政治、文化等各個領域。其中，多個華人社團在澳門回歸中國前後均是政府管治力量的重要組成部份，有效維持了澳門社會的正常運轉。本研究認為，澳門社團、尤其以親北京力量為首的華人代表性社團，在澳葡政府無為而治、華洋共處分治的“雙層二元”社會環境中，一直是管治力量的重要組成部份，發揮積極的維護權益、社會服務和政治代理功能。尤其自1966年“一二·三”事件發生後，親北京的華人社團在中國政府的支持下積極發展，在澳門政治、社會等多個領域具有壟斷地位和優勢，並在澳葡政府允許華人在澳門參政後，憑藉掌握的大量資源和民眾支持，透過參與立法會選舉等正式渠道取得政治地位，其不少成員亦透過澳門政府諮詢組織及內地政治職位參與建制之中，形成澳門“社團政治”的基礎。在澳門獨特的政治環境及中國政府的支持下，澳門政府與主要華人社團之間逐漸形成了“國家法團主義體制”的關係結構和互動模式，建立了較為堅固的“政府—社團—個人”關係鏈條，社團之間亦呈現“功能化”和“層級化”分佈，使澳門的多元社會保持基本穩定。然而，澳門回歸、博彩業開放、歐文龍貪污案等的發生，使澳門政治、經濟、社會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政治環境改變，社會結構轉變，利益格局重新分配。由於支持澳門特區政府施政的需要，加上居民對社團服務的需求改變、對管治聯盟的不滿增加、新興公民團體和社團的競爭等，原來的代表性社團與居民關係拉遠，並削弱了日後的政治基礎和民意代表性，並反映在立法會選舉的結果之中，對原來的“國家法團主義”體制構成壓力。這些代表性社團為適應環境變化，致力爭取更多“自下而上”的民意支持，作出了一系列變革和舉動，這些改革對澳門政府的管治及社會政治生態造成了影響，值得各界關注。本研究特別以其中一個華人代表性社團——澳門工會聯合總會（簡稱“工聯”）作為案例，印證上述論點。研究中發現，無論在澳門回歸前後，工聯在維護權益、社會服務和政治代理等領域均地位突出，長期佔據大量澳門及內地的政治職位。然而，澳門回歸後，一方面由於工聯親政府的背景，使其職工維權角色陷於尷尬，與部分工人疏遠，導致不少新的工人團體出現，自身化解社會矛盾的能力變弱，其“管治聯盟”成員的角色亦受政府施政而牽連，成為體制外力量換取政治利益的主要攻擊對象；另一方面，經濟環境的轉變動搖了澳門工薪階層的工作性質、結構和需求，加上競爭者出現，降低了民間對工聯服務的需求。雖然工聯為持續發展不斷調整改變：包括，在服務上因應服務兼職工群體的壯大而調整服務模式，吸納更多受眾；在政治上展開大量直接的社會行動以獲取民眾的政治認同，並設置專業化的政團組織“聚賢同心協會”；在組織建設上加快世代更替等。這一系列的舉措旨在尋求更多社會“自下而上”的支持力量，進一步導致原來“國家法團主義”體制的瓦解。但是，工聯在澳門重要的政治角力平台——2013年立法會選舉中仍然大敗而回，顯然，上述舉措仍未能扭轉其民間政治代表性萎縮的局面，勢必影響其在政治領域上的發展，以至在其他社會領域的生存。從工聯的案例反映，原來的華人代表性社團面臨政治上的衰敗，因而在監督政府施政和維護職工權益的工作比以往進取，亦正表明回歸以前的“政府—社團”互動結構已發生改變。未來，利益團體參政仍是澳門政治運作的主要模式，但隨着政治競爭的激烈化，團體的政治功能專業化是大勢所趨，勢必影響政府管治，並促使澳門社團與政府的互動結構、社會政治生態走向新的發展，社會法團主義體制、多元主義的“政府—社會”關係模式，未來均有可能於澳門出現。而在發展過程中，中國政府及特區政府的取態及回應，將成為未來走向的關鍵。關鍵字 代表性華人社團、社團社會、社團政治、法團主義、澳門工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