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資料顯示，2000年澳門的外地勞工人數才不過約1萬6千多人左右，而然八年後的今天，外勞人數已經躍升至接近10萬。 自八十年代開始，本地勞工團體已十分反對外地勞工的輸入，認爲這將會扼殺本地工人的就業機會，故當時的勞工團體經常發起簽名運動或請願行動，澳葡政府因而受到面對社會及輿論的壓力，故分別於1988年2月及1988年11月頒佈12/GM/88號批示及第49/GM/88號批示，並表示批示可透過社會協調常設委員會的協助加以改善。¹然而該兩項批示存在灰色地帶，是勞方視爲造成大量外地勞工輸進澳門的原因，爲了紓緩矛盾的勞資關係，政府於2000年便宣佈對外地勞工的輸人法規進行修訂，然而由於《外勞法》是一個二元化議題，因爲勞資雙方出現的爭議導致法案仍然無法獲得通過，而截止本論文完成時政策出台仍然無期。 澳門的傳統利益團體一直具有很大的影響力，形成統合主義模式的管治。當中處理勞動政策的便有“社會協調常設委員會”，社會協調常設委員會是政府委任勞資雙方利益團體內成員作爲勞資雙方代表，負責整合各自的利益就議題進行協商討論。但由於勞資雙方對《外勞法》議案堅持己方利益不肯讓步，使政策一再受到拖延，而當時新興利益團體組織兩次針對輸入外勞的大型遊行，這完全與統合主義模式強調利益團體與政府透過協商形成政策背道而馳，可見統合主義模式未能解釋《外勞法》立法過程出現的爭議。 Truman與Lindblom曾指出：“當草根社會與自願性組織成員能力增强，而集體行動能解決他們的問題時，政策網絡的存在便能成爲公民社會組織與政府討論與解決社會問題的理想工具。²”因此，政策網絡理論能爲澳門政府提供解決 《外勞法》立法過程中所出現的問題。 本論文的研究目的就是期望透過政策網絡理論分析整個《外勞法》的立法過程，以了解澳門政府的外勞政策，從而了解澳門的社團政治與政府政策制定的互動；從論文的研究中發現澳門的政制環境已具備發展政策網絡的條件，加上新興利益團體力量的崛起，顯示一直沿用的政治體制模式正在產生變化，進而建議政府有需要擴大其政策網絡，以適應澳門的政治新環境。